春秋末年，孔子以鲁国国史（“鲁之春秋”）为基础，参考周王朝国史和列国国史，撰成《春秋》一书。对此，司马迁概括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3]
司马迁把这段话写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是着意于突出《春秋》产生的时代特点，上承孟子的见解而有所发挥。
《春秋》以鲁国纪年记春秋时期大事，上起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今传《春秋》止于哀公十六年，末二年为后人所补，非孔子《春秋》原文。《春秋》记事，具有严格的编年史的要求，即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全书包含242年，每年都有史事记载。这样规范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史学上前所未有的。《春秋》所记内容，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书中还涉及各族关系，包含许多民族历史的思想。《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指出了《春秋》在编撰体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点。属辞，是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是排比史事。它们都以严格的义例思想为指导，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春秋》在撰述思想上的核心是尊“王道”、重“人事”。尊王道，就是遵守周礼及周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反映了孔子思想还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的变化。重人事，就是着重记载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得失成败，没有《雅》《颂》中神灵气氛，也没有国史中怪异现象，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14]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是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的方面。从孟子、司马迁以下，历代思想家、史学家都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