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读《嘉靖实录》时,曾发现了一条记载,并对此发生了兴趣。记载如下:“(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通州同知丰坊,奏请上兴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正是从这条记载中,才导致黄宗羲鄙视丰坊的为人。原因很简单,丰坊的父亲丰熙在嘉靖初年这场“大礼议”的争论中,因为不得嘉靖皇帝之意而遭受廷杖之责。这就是史料记载所谓的丰坊晚节披猖,甚至在替其父丰熙所写的行状中,称丰熙谏大礼,非出本意,云云。负国而叛父,一至于此。丰坊既然在“大礼”问题的看法上能够背叛他的父亲,其行已是不孝如此,他又何论?
显然,人品可以决定学问。丰坊的人品可以“怪诞”二字概之,那么学问必然也是怪诞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丰坊的胆子实在太大了,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伪造六经,或是假托出自石经,或是假托得自别传,无不是为了增加自己伪造经典的分量。不仅如此,他还敢于訾毁“先儒”,放言无忌。如说朱熹因为“食贫无计”,所以才卖书糊口;杨荣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之类,因为他的妻子姓朱,所以大多采用朱熹之说,[493]云云。从这些看法中,不难发现,丰坊希望通过掠取新说,以达到抬高自己声价与地位的目的。当然,丰坊的五经世学,尽管多悖于大义,应该说还是自能探奇出隐,探研于六艺之旨,亦非近世所易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