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这种文化的摇摆、震动和破坏，我们至少已经失去了一些勇气以任何类似这样的方式回答伦理学问题。我们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看到的善更少了，这使得这个问题更容易回答了。我们的“什么”已经变得更虚伪、更空洞了。我们意识到不必花时间以最痛苦的方式热切追问我们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回答它。
曾几何时，人们追随康德，或者让我们再补充一句，追随快乐的费希特，把伦理学问题当成人超凡崇高和尊严的表达与证明。当他们的思路把他们从自己实然的存在引至应然的存在，从事实引至规范，从自然引至历史时，他们并没有被打扰或者感到尴尬，相反却感到一种兴奋和快乐。这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迥然不同，但这并不表明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差异。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从中可以把生活中任何无神论的、绝望的唯物论观点都连根拔掉的要害之处。
今天我们开始担心，人们确信由于人类意识到伦理学问题的超越性来源而被赋予的高贵特权并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容易获得。我们被迫把这个问题仅仅看成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关于善的问题似乎时时处处都包括一个对于我们所认识的人的判断——甚至是对于我们所认识的道德人的判断。我们并不熟悉野蛮人和非道德的人，甚至不熟悉使我们无一不为他的成就而感到特别骄傲的道德人。《创世记》第三章提醒我们，人区别善恶的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崇高和尊严可以表明他对上帝的背叛和对自然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