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秘密策划了倒严的行动。当时，朱厚熜宠幸严嵩，京城内外，全国上下，都拿这对奸臣父子没有办法。“心隐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徕四方之士，方伎杂流，无不从之。是时政由严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动。有蓝道行者，以乩术幸上。心隐授以密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虽然，何的一些做法，颇有不择手段之嫌，但他，行动第一，实践第一，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难得的品格。好侈谈，无实干，喜浮夸，少力躬，大言不惭，不辨菽麦，纸上谈兵，临阵怯场，这种重言轻行的表现，岂止中国如此？凡古老的民族，都容易生出自我优越之感，有了优越感，同时，也就有了惰性。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如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那个被嘲之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主人公，如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那个躺在床上的爵爷，不都是属于言多行少的一类货色吗？